1985年5月底，越南的黎笋集团在老山战区实施了代号为“M-1”的反攻行动，这是越南最后一次试图评估中国的军事实力，同时也是他们在北方边境地区的最后抵抗。解放军67军刚抵达前线，便迅速反击并重创了越军。面对这一结果，黎笋不得不重新考虑其对外战略。

11月，越南总理范文同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表示，越方积极推动与中国关系的改善，但中方对此并未作出回应。

中越之间的边界冲突已经打了七年仗，全球都明白，包括越南自己，要想中越关系重回正轨，越南的态度至关重要。现在，范文同提到的“重建两国关系”，说白了就是承认自己处于下风的一种含蓄表达。

针对越南近期表现出的示弱姿态，中国采取了观望策略。这种应对方式进一步加剧了黎笋政权在外交、军事和经济等多个方面的困境。中国的冷静态度使得越南难以在国际舞台上获得有利地位，同时也限制了其在国内外的行动空间。随着局势的发展，越南面临的挑战日益严峻，其战略回旋余地被大幅压缩。

最终的试探

1984年，老山松毛岭战役落幕，越军意识到中国军队的实力已今非昔比。中国在重型火力方面展现出精准打击和迅速反击的能力，装备了先进的反炮兵雷达和小型线控导弹。同时，空军与地面部队的协作更加紧密，空军扮演了炮兵侦察的重要角色。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炮兵侦察人员无需依赖传统的渗透式侦察方法，就能精确锁定越南军队的关键目标。

为了应对战场上的被动局面，越南军方意识到必须改变固有战术。1985年初，越南国防部着手研究新型作战方案，旨在摸清中国军队的实际战斗力。这一决策源于对传统战法失效的深刻反思，以及对中国军事实力的重新评估。新计划的制定标志着越军战略思维的转变，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探索对手实力。

这个行动方案代号叫"M-1"，当时越南的黎笋政权内部正闹矛盾。正因为这样，"M-1"计划刚定下来没多久就泄密了，消息很快传到了中国云南前线的指挥部门。

越南国防部改变了以往依赖步兵与炮兵协同作战的传统模式，转而采用土工掘进战术，目的是减少中国军队重型火力造成的重大损失。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越军在老山前线部署了一个大口径炮兵旅、一个高射炮旅、一个特工团及其下属的一个营，此外还调用了越南中央军事委员会直属的侦察连和第二军区直属的侦察连。

越军从北部六个边境省份的常规部队中挑选了11个精锐步兵团，总计超过20000人部署在老山地区。这些部队被重新整合为两个步兵师：313师和356师。313师负责老山正面防线，而356师则驻守在八里河东山正面。

在战术部署上，越军近期做出了显著调整。两个步兵师进入老山地区后，其主力部队基本保持隐蔽，反而在广西边境频繁出现小规模特工部队进行骚扰和零星炮击。这种试图分散注意力的策略并未奏效，解放军对此已有充分准备和明确判断。

在老山战区执行任务的解放军第1军官兵观察到，对面越军部队持续进行地下工事建设，部分越军坑道已延伸至距离我军阵地仅30至50米的区域。前线士兵频繁使用手榴弹对接近的越军实施打击。

越南军队在边界附近的大青山和小青山北坡区域修建了大量地下炮兵阵地。根据初步估算，这些新挖掘的地下通道总长度接近15公里，防御纵深大约5公里。

云南前线指挥部为了有效打击越军，采取了多项措施。首先，他们增加了侦察兵的数量，确保能及时发现敌军动向。其次，指挥部储备了大量火焰喷射器、轻机枪、自动步枪以及红箭-73反坦克导弹，这些都是对付越军坑道战的关键武器。同时，工兵部队利用74式火箭布雷车，在夜间和白天不间断地布设地雷。一旦侦察到越军大部队接近我方阵地，就立即发射布雷火箭弹，阻止敌军前进。

在战术部署方面，解放军进行了针对性调整。首先，将炮兵侦察员和工程兵分配到前线步兵班排中，确保每个班排都能获得小口径迫击炮的支援。如果发现越军的隐蔽坑道入口难以用重火力打击，部队会主动发起攻击，彻底摧毁目标，并在周围布设混合地雷区。

二是抓住越军尚未组织大规模攻势的时机，各连队立即清理阵地前沿百米范围内的障碍物。针对一些战术意义不大的据点，适当后撤部队，减少不必要的伤亡。

第三点就是加强阵地防守。具体做法是在第一道战壕和第二道战壕之间，除了留出必要的通道外，其他地方都埋上地雷或者设置障碍物。这样就算越军突破了第一道防线，也很难威胁到第二道防线。同时，战壕里的隐蔽坑洞也要加强火力配备。万一部队需要退守到坑洞里，也能确保敌人攻不进来。

解放军第1军完成防御部署后，随即进入轮换阶段。第67军在5月中旬接到命令，开始进行战前交接。到了5月底，整个换防任务顺利完成。

5月31日清晨约5点40分，越军抓住解放军67军刚抵达战场的时机，迅速调动了一支约2000人的加强团，向老山那拉地区发动突袭。随即，老山和八里河东山一带枪炮声四起，战况激烈。

云南前线指挥部提前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67军的防御阵地表现出色。尽管越军离我军阵地很近，但他们始终无法突破防线。直到6月2日早上7点，越军经过艰苦战斗，才勉强占领了211高地的1号和2号哨所。

在连续三天的激烈交火中，越南军队损失惨重，有超过700名士兵阵亡，27门火炮被摧毁。解放军方面则有72人伤亡，其中19人不幸牺牲。尽管越军采用了挖掘战壕的战术，成功规避了解放军重型武器的致命打击，但他们始终未能突破解放军的坚固地下防御工事。面对这一局面，黎笋领导的越南政府不得不承认失败，接受现实。

我们试图示弱，但中国方面并未作出回应。

在5·31冲突平息后，越南政坛出现了明显的权力格局变动。黎笋和黎德寿作为强硬派领袖逐渐淡出公众视野，减少了公开活动。与此同时，温和派的政治人物长征和阮雄的影响力也明显减弱，不再处于核心决策圈。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保守派代表人物范文同的政治地位显著提升，开始在政坛上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当时，黎笋政权正试图提升越南的国际声望，已经允许美国、法国、日本等对立国家的官方媒体在河内设立分支机构。同年11月，范文同在回应美国记者关于中越边境局势的提问时指出：我们始终在寻找修复越中关系的契机，但到目前为止，中国方面并未展现出任何积极的姿态。

这不过是越南方面为了挽回颜面而编造的托词。真正导致中越关系恶化的责任在于黎笋集团，他们不仅拒绝了中国提出的合理方案，也抵制了国际社会的调解努力。每当越南在军事上遭遇失败，黎笋集团总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公开宣称要在中越边界停火，私下却命令越军加大攻势。

中国方面对此保持沉默，只要越军在前线向中国境内开火，我军将予以十倍还击。若越军不主动挑起事端，解放军则不会采取行动。在处理越南平民问题上，中国展现了极大的宽容。

早前，黎笋曾试图通过印度作为调解方，让越南以相对体面的方式向中国示弱，但由于越南坚持其在东南亚的霸权野心，这一提议未能得到中国的认可。随后，黎笋又指派了较为温和的长征，通过越南驻华使馆传达愿意妥协的信号。然而，越南内部仍不愿放弃对柬埔寨和老挝的全面控制，这一立场导致其再次遭到拒绝。

范文同此次出面，核心意图在于拉拢美国充当调解角色。黎笋集团向中方示弱，实质上是为了避免未来遭受中国的军事打击，同时试图争取中国对其吞并柬埔寨和老挝的侵略行径给予支持。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始终秉持维护国际正义的立场。面对越南入侵他国的行径，中国不可能予以支持。特别是在黎笋集团的真实意图存疑的情况下，中国选择保持谨慎态度，采取观望策略，既不轻易表态，也不贸然介入。这一立场既符合国际道义，也体现了中国在处理复杂国际事务时的审慎原则。

黎笋领导层内部出现纷争。

在范文同访华未获成果后不久，越南方面传出风声，阮文灵有望接替黎笋的位置。

阮文灵作为北越的资深领导人，在胡志明去世后，因与黎笋集团的政策分歧而逐渐淡出权力中心，主要在南越地区负责地方事务。1985年6月，鉴于他在南越经济领域的显著贡献，黎笋重新启用他，任命其为越南政治局委员，调回首都河内任职。

阮文灵重新掌权后，黎笋的亲信黎德寿、范文同、长征和阮雄四人随即失去了原有的地位和影响力。这一变动无疑触动了这四位核心人物的利益，引发了他们的强烈不满情绪。

1985年越南国庆日当天，黎德寿公开对黎笋和长征表达了不满。当时，黎笋、范文同、长征、范雄四人均出席了活动，唯独黎德寿既未请假也未告知任何人，独自在外游玩。这一举动明显是对黎笋的轻视，尽管黎笋对此感到无奈，却也无力改变这一局面。

为了巩固自身地位，防止未来可能遭遇的政治报复，黎笋加强了越南军队的掌控力度，并暂时停止了针对中国的大规模军事挑衅。这一举措导致中越边境的武装冲突显著减少。作为对越南态度的回应，中国原定于1986年初启动的“蓝剑B行动”也被推迟。该行动不仅是中国军事现代化战略的关键环节，也是向黎笋集团施压的重要手段。行动的暂停，实际上为黎笋集团提供了足够的缓冲空间。

1986年7月10日，黎笋因病去世，给越南留下了一个棘手的局面。他原本打算向中国投降的计划也随之搁浅。黎笋生前推动的战略改革也因他的离世而未能实施。原本计划辞职的黎德寿、范文同、长征和阮雄等人暂时留任，其中长征接替了黎笋的位置。

在黎笋去世后，黎德寿、范文同、长征和阮雄四人展开了激烈的权力斗争，但最终谁也没能取得优势。面对无法改变的局面，他们不得不接受现实，遵循黎笋生前制定的规则，集体退出越南政治核心。随后，阮文灵接掌权力，成为新的领导人。

阮文灵上台后，首要任务就是解决越南对外军事行动的问题，这为中越关系的改善奠定了基础。在他的领导下，两国关系逐步恢复，走向正常化。